被問及畫廊建立的合作模式是什麼？

黃亞紀這樣說「跟國外的畫廊合作，我們並非是建立在所謂代理這套方式上，也就是無論是藝術家的輸出或進口，我們與合作的畫廊都沒有以代理這些位藝術家作基礎才引進或輸出，這點是第一個不同之處。合作的發生地點以畫廊及藝術博覽會為最主要，這是第二點。比如說，今年11月我們會去參加Art Collaboration Kyoto，京都這個藝博會相當特殊，它採取邀請制，也就是參加的日本本地畫廊可以邀請一家國外畫廊一起來營運一個展位，我們是Blum and Poe所邀請。明年2月我們會帶張碩尹、曾建穎、吳美琪到東京Gallery COMMON，這則是回歸到畫廊空間來展覽，但主打的品牌是亞紀畫廊」。

跨域合作的區域又是以哪個地區為主要？藝術家陣容又由哪一方作主導？

黃亞紀說「過去三年除了台灣市場之外，北京、上海；還是最為主要的合作範圍。香港；我們則尚未建立任何連結。日本，當然是頻繁的。德國，自然也是有相當的合作基礎」。「我們的藝術家比率是台灣、日本藝術家各佔30%、中國與西方藝術家則各佔20%。如何挑選輸出的藝術家？我個人覺得，也許我們比較幸運，所遇到的合作畫廊基本上都不是先去盤算市場得失；再來定奪選哪些藝術家。事前，我們會先建立完整的意見交換，知道彼此所將要面對的展覽是怎樣的內容，然後再來研判該推薦哪些藝術家入列。比如說，我們所合作的德國畫廊，由於他們也有經營戰後的藝術家，因此我們雙方合作共識很容易建立。一旦合作機會多了，時間久了，自然就清楚對方的品味落點。反之，對方想將自己合作的西方藝術家介紹到亞洲，循的也是這樣的模式」。

跨域的合作，是否有令人印象特別深的地方呢？

黃亞紀毫不遲疑就說「如果真要說，讓我們印象最深刻應該是西方畫廊對藝術家絕對性信任與尊重。我們合作的國外畫廊其所屬的藝術家群，自然也有分代理或純粹展覽合作。通常依亞洲區畫廊的慣性，如果藝術家背後有畫廊代理，常態性就都回到由畫廊主導或主談。但是，面對西方合作的畫廊，經常會遭遇無論是否有無代理，畫廊都會鼓勵我們跟所要合作藝術家研商內容細節，也就是整個主談權限下放給藝術家，畫廊單純只待合作共識已建立；簽了合作意向；畫廊就在行政及運輸等等相關性技術上支援，完全不干涉藝術家作品的內容；但又非常實質性與藝術家共同合作。這點，亞洲的畫廊真的可以研究與學習」。

疫情時代到後疫情時期，跨域合作的困境與收穫，又有哪些呢？

黃亞紀想也沒想就說「運輸！運輸的成本是2-3倍的激增，這是一點。第二點則是，運輸時間完全無法掌控，藏家訂的作品到達日程嚴重受挫，許多展覽作品嚴重延誤或不得不暫緩，幾乎成為疫情發生以來藝術產業的日常。這當中，又以到中國或從中國出來的作品，時間軸承是拉得最長的，這也已經是整個藝術產業都遭遇的共同問題。但，當這樣經驗慢慢多了，也就開始教育畫廊要預留運輸時間的彈性，國際運輸一旦得法，也就不會像一開始那麼驚慌」。

「我不知道這否算是另類收穫？疫情確實減緩我們與國外藝術家談代理的機制。因為移動無法自由，我們自然也無法像過去能充分貼身去認識、了解我們有興趣的藝術家，慣性只通過國際群展代替個展的方式合作，但沒有見過本人；雖然現在多數會以視訊取代親臨，但這終究無法深入，進一步深化的合作建立，就不敢貿然行之」。

最後，她也提到，3年的經驗，讓她更真實也更堅定要將台灣藝術家帶出去想法。「因為只有把餅做大一點，我們所期待的市場也才能往上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