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龍爭勝」單元：

春秋戰國時期玉器的造型與紋飾豐富多樣，其中以龍鳳題材最為常見，最具特色。如安徽長豐縣楊公鄉出土戰國晚期的「玉雙龍首璜」、「玉鏤空龍形佩」、「玉鏤空龍鳳形佩」以及「玉龍形觿」；曾侯乙墓出土的一件「玉雙龍首璜」、「玉四節佩」及河南光山縣寶相寺黃君孟墓出土的一對春秋早期的「玉衝牙」、中山國國王墓中出土的一件「玉透雕三龍環形飾」，皆屬造型獨特，紋飾精美的珍品。這個單元所推出的拍品，即是解析春秋戰國玉器中最重要的「龍形」與「龍紋」以及同樣重要的「鳳形」與「鳳紋」，以體現此時期諸侯攻伐征戰的國力展現，其中數件稀有重器，還輔以精確清晰的拓印對照，使春秋渾厚、戰國活潑的玉器特徵能夠一目了然。

如本次拍賣圖錄封面的Lot2713戰國晚期〈龍形玉珮〉，預估價280-400萬港元。

龍體作雙S相連形，粗細變化明顯，扭轉彎度相當大，藝術性極高。龍腹上鑽一圓孔，用以繫掛。龍體上以細陰線雕刻如意首雲紋、圓弧紋、斜三角紋，並局部加飾網格紋，腮邊與背上凸出的捲勾處，雕毛束紋，雕工極為精細，紋飾風格較接近於洛陽金村玉器。此件重器為「金華堂」舊藏，1999年參與國立故宮博物院【群玉別藏續集】展覽，見出版圖錄圖版177號。

又如此次估價最高的Lot2723戰國晚期至西漢早期〈玉透雕龍鳳紋珮〉，預估價380-500萬港元。

此玉珮精緻華美，採對稱佈局，左右各琢飾一合體龍鳳。龍作翹鼻，有眉尖，葉形角，張口，彎勾形頦，造型與於長豐、臨淄、南越王墓等地出土的戰國晚期至西漢早期玉器上的龍紋相似。龍體上捲，琢飾圓弧紋、網格紋、扭絲紋等；龍尾轉化為彎勾形鳳首，鳳眼旁纘有小孔，好以懸繫其他玉飾。由穿孔的佈局可知，此為成組玉珮最上一件，亦稱為「衍形珮」。

此珮玉質白皙，瑩透少沁，構圖新穎，極富巧思。上端花蕾式的設計，迴轉圓柔的鳳喙、龍爪、鳳爪、勾雲，與臨淄商王村出土的齊國玉器較為相似，雕工如此精緻的同期玉飾於市場上極其罕見，雕刻風格近似的一件〈龍螭紋環〉為「養德堂」舊藏，為2018年11月28日香港佳士得拍賣的2756號拍品。而此件拍品為「金華堂」舊藏，1999年參與國立故宮博物院【群玉別藏續集】展覽，見出版圖錄圖版209號。

還有一件極為特殊精美的Lot2754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玉援鳳首銅內戈〉，預估價180-250萬港元。此器玉援為青白玉，玉質溫潤，直援，援起脊，與銅內銜接處陰刻四隻交纏小虺龍，與銅內鏤空之四隻小虺龍相互呼應。龠的上半部為鳳首，羽紋精細，鳳首上為臥獸造型的柲冒，小龍由鳥嘴穿過至獸口，龍首再由獸身衝出，極具巧思；龠的下半部為獸面紋，龠內殘留有柲的木屑。 玉戈一般較薄，玉質脆硬不宜碰撞，玉援嵌入銅內不到半厘米，較容易脫落，而且雕琢精緻，顯然不是實用的兵器，應是作為權杖之用的禮儀器。

銅內玉戈，常見於商代，春秋戰國已不多見，在震旦藝術博物館所藏幾件均為玉戈。此件精美的〈玉援鳳首銅內戈〉，銅內及龠上的紋飾與侯馬鑄銅遺址的出土資料與工藝技法幾乎相同，水平極高，由獸銜龍紋或龍銜小虺龍紋等風格，可大膽的判斷此件銅內玉戈為春秋晚期晉國的上乘之作。

「秦式玉器」單元：

秦與中原諸國相較，立國較晚，又長期處於西北一隅並與戎狄雜居，誠如《史記．秦本紀》所言：「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之會盟，夷翟遇之。」秦正是與東方諸國處在互相對立的半隔絕狀態下，經營陝西關中汧、渭、岐、豐之地，收周餘民，並在接受周文化的基礎上，逐步發展出一種地域性和民族性較強而獨具特色的「秦文化」，同時，秦文化本身就包含了許多夷狄文化的因素。

如果我們從器物學方面觀察，秦國的各類器物，其造型、紋樣及製作工藝與東方諸國不盡相同，有較為鮮明的特徵；其中，學術界便將具有上述特徵的秦國玉器，稱之為「秦式玉器」，迄今發現最多的是位於陝西鳳翔縣的秦都雍城遺址、鳳翔縣南指揮村秦景公大墓、寶雞市益門村二號春秋秦墓、秦都咸陽城遺址、西安市北交戰國晚期至秦代祭祀坑等，另外在西漢初年的墓葬中往往也有「秦式玉器」的發現。從目前已發現的玉器分析判斷，秦式玉器風格萌芽於春秋早期，成長於春秋中期，成熟於春秋晚期，戰國時期仍有延續。

「秦式玉器」是春秋戰國時期極為稀有的品種。秦國因地處西北偏隅，地理、人文、經濟各方面都與崤山以東諸侯國大不相同，自立國以來，即處於苦寒之地，資源匱乏，生活艱困，又須與戎狄游牧部族周旋，養成了刻苦圖存的強悍民風，這種地域性的陽剛特質，於「秦式玉器」的造型、紋飾中稜角分明、霸氣簡潔的幾何形狀裡展露無遺，因此孕育出獨特的「秦式」風格，此次上拍的數件玉瓗、玉珮、「亞」字形玉珮，皆屬罕見佳構。

其中，Lot2757春秋晚期〈秦式龍紋「亞」字形玉珮〉兩件，預估價12-18萬港元，兼具審美與歷史文獻價值。「亞」字形玉珮的形制，源自周人傳統，為流行於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束帛形玉飾，而此兩件「亞」字形玉珮，由雕工技法與裝飾紋樣可確知為春秋晚期秦人承襲周文化而製作的秦式玉器。

圖右的「亞」字形玉珮，扁平體，腰部為三束突稜，上下以細線陰刻兩組對稱之龍紋，極為精緻；此器的形制與紋飾與2006年劉雲輝編著的《陝西出土東周玉器》104頁，圖FN69左一的〈秦式龍紋亞字形玉佩〉相類，亦可參閱2016年10月台北故宮【嬴秦溯源—秦文化特展】圖錄73頁，圖024陝西鳳翔縣南指揮村秦公一號大墓出土的春秋晚期〈束帛形玉飾〉。

圖左的「亞」字形玉珮，扁平體，腰部為三束突稜，上下兩側皆鏤雕出左右對稱的勾連雲紋狀透孔，中央上下則鏤雕出T字形透孔，在器孔邊緣隨形陰刻出方折的勾連雲紋，精工大器；此器的雕工、形制與紋飾，與2006年劉雲輝編著的《陝西出土東周玉器》105頁，圖FN72的〈秦式龍紋亞字形鏤空玉珮〉相類，亦可參閱2016年10月台北故宮【嬴秦溯源—秦文化特展】圖錄73頁，圖024陝西鳳翔縣南指揮村秦公一號大墓出土的春秋晚期〈束帛形玉飾〉。

這類春秋晚期秦式「亞」字形玉珮，主要是用於何處？目前最著名的用途出現在徐州博物館所藏的西漢早期〈「食官監」玉枕〉。此玉枕1995年出土於江蘇徐州獅子山西漢早期楚王墓，呈板凳狀，由枕足、枕板、獸頭飾三部分構成，枕板內為一長方形木枕芯，枕芯上鑲飾有35片雕琢精美的龍形、長方形及「亞」字形玉片，枕芯中央與獸頭飾後方所鑲的「亞」字形玉片，即與此次兩件秦式「亞」字形玉珮極為相似。

由於西漢承襲了秦代政治、經濟制度乃至於宗教信仰、文化藝術，進一步發展得更為成熟，即歷史上所謂的「漢承秦制」，此件西漢楚王墓玉枕鑲有前朝的秦式「亞」字形玉片，就是「漢承秦制」最好的明證。

「戰國璽印」單元：

中國歷史使用印章的記載，最早出現於《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可見在春秋戰國時期，璽印已成為社會各階層交往與商業行為的信物，官璽便是各級官吏行使權力的憑證，到戰國時期則被廣泛使用。目前，可確證的先秦古璽印多屬戰國時期，依據功能，可分為「官璽」、「私璽」兩大類，根據考古發掘、公私典藏的遺存實物與前人所集印譜經確認為戰國璽印者約有6000餘方，其中官璽僅約300餘方，十分難得；在材質上，則以銅質較多，玉質因數量極少而更顯珍貴。

「官璽」，可分為官名璽與官署璽。官名璽為諸侯國各級文武官吏依其封號、官銜所佩，製作比較規範，多為銅質，玉質則為較高層級官員所用；官署璽是指僅鐫官署名稱的公章，為具體的職能部門所用。戰國時期統治者很重視官璽的管理，已普遍施行任官授印、免官收印的制度，為後世官印制度提供了寶貴的基礎。

「私璽」，可分為姓名璽、成語璽、肖形璽三類。姓名璽多數姓名俱全，也有單鐫姓或名的；比較特殊的是姓名璽中的「姓」，不少應為「氏」，古人習慣以官名、爵名、祖先諡號、封地、居址為「氏」，姓、氏並用亦為古代習俗，所以在私璽中會出現是「氏」而非「姓」的官名、爵名、封地等名稱。成語璽分為箴言、吉語兩種，箴言類多數以儒家思想為內容，吉語則不脫追求財富、仕途、長壽、辟邪的詞句。肖形璽多鐫刻生動的動物圖象，也有圖象文字並用的。

從傳世出土遺物考察，可以確知戰國璽印無論官、私，其質地、鈕式及文字鐫刻均活潑多樣。一般來說，銅官璽的鈕式有鼻、壇、橛、圓筒幾種，玉官璽較稀有，皆為覆斗鈕。戰國時期文字尚未統一，因而促成了璽印文字的多采多姿，其裝飾性比同時期的簡書、帛書、盟書、金文都豐富。字體或端莊，或欹斜，不拘一格；字形或增筆，或減省，或合文，或偏旁移動、倒置，都以美感為首要考量，形成了豐沛奇絕的時代特徵。

此單元中，Lot2760戰國〈玉「文信君」覆斗鈕方印〉，預估價40-60萬港元，歷史文獻價值極高，主人為孔子七世孫孔謙。孔謙，生卒年不詳，為孔穿之子，一名斌，又作胤，字子順，一字子慎，曾被魏安釐王（？—前243年）聘為魏相，獲封「文信君」，相魏九月後稱病辭官，五十七歲時去世。魏國文字屬晉系，此方「文信君」玉印確證為「晉系官璽」。不論尺寸、形制、鐫刻、字體，都與上海博物館所藏之戰國「春安君」白玉覆斗鈕官印極為相似，皆屬「三晉官璽」。

戰國時期由於長期割據，各國形成了鮮明的地域性文化特色，尤其是文字，分別形成了各自的體系，大致可分為燕、齊、三晉、秦、楚五個大系。公元前403年，韓、趙、魏三家分晉，雖然成為各自獨立的諸侯國，但其文化思想及文字使用仍存在著密切的聯繫，因此，包括韓、趙、魏與中山、鄭等小國，文字風格都十分相近，所以統稱為「晉系文字」，運用在官璽上，就稱為「三晉官璽」或「晉系官璽」。

「晉系官璽」大多數為銅質，朱文較多，白文極少，僅有少量玉質的璽印為白文。相較於燕、齊、楚系官璽，晉系官璽尺寸較小，多方形，約1.5至2釐米見方，只有少量較大者超過2釐米，且多為玉質，使用玉質官璽者一般權位較高，如上海博物館所藏之戰國「春安君」白玉覆斗鈕官璽為2.5釐米見方，及此件戰國「文信君」白玉覆斗鈕官璽為2.4釐米見方。

此印可參閱上海書畫出版社授權錦繡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於1996年12月在台灣發行的《中國璽印篆刻全集1 璽印（上）》第9頁，圖69。1981年文物出版社出版，北京故宮編纂的《古璽匯編》「官璽一」第一頁，圖0005。

「戰國帶鈎」單元：

帶鈎，古稱「犀毗」，《漢書·匈奴傳》顏師古註：「犀毗，胡帶之鈎也，亦曰鮮卑，亦謂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又引《史記索隱》張宴所說：「鮮卑，郭落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郭落帶，即突厥的革帶，鮮卑，即蒙古語的五爪虎，因鮮卑人崇拜它，就把鮮卑用為本部族的名稱，並鑄其形於革帶上作為裝飾。近現代歷史考古學家王國維（1877～1927 ) 與專研北方民族、西域史、中國神話研究的近現代日本歷史學家白鳥庫吉（1865～1942 ) 也都持此論點，均認為鮮卑即「犀毗」，亦稱「師比」，指胡人的帶鈎。

雖然在良渚文化遺址中，發現過類似於帶鈎的長型玉片，但並無成型的出土實物，大家所熟悉的帶鈎，大約在春秋晚期開始出現，到戰國中晚期，帶鈎的使用已相當普遍，出土物及傳世品皆多，多用青銅鑄造，也有金、銀、鐵、玉…等材質，以及複合式工藝。此時，帶鈎不僅為日常服飾所需，也成為身份地位的象徵，尤其王公貴族、社會名流所用的帶鈎都極為精美考究，鑲金嵌玉，精緻華麗，以彰顯其身份地位的高貴，也體現了鮮明的時代風尚。成書於西漢初的《淮南子》，在談及帶鈎時寫到：「滿堂之座，視鈎各異，於環、帶一也。」意思是說，放眼看去，滿堂賓客的腰間環帶上，都露出奢華的帶鈎，裝飾各展其能，藉以突顯個人的身份地位。

帶鈎究竟如何使用呢？據學者考究，帶鈎入孔的方向是由右至左，左手執帶，右手執鈎，將鈎首掛入帶孔，繫扣皮革或布帛絲綢所製之腰帶，井然束扎於腰腹之際，令衣衫袍服得以妥貼裹身。1998年3月，「養德堂」楊俊雄先生將珍藏的一組二件〈戰國銅帶鈎暨原附絲條腰帶〉（此絲條腰帶經紐西蘭「Rafter Radiocarbon Laboratory」碳14測試，年代吻合）捐贈予台北故宮，給學術界提供了研究早期帶鈎使用的實物證據，極為難得而重要。後來，帶鈎演變為裝飾之用，除束帶外，亦可佩掛，成為身份地位象徵，故製作工藝愈趨精巧，美玉所製之帶鈎也成為藏家追逐的標的，「帶鈎」這項收藏品類，可說是一種多元文化與藝術的融合，具有活潑奔放、瑰麗多姿的吸引力。

拍品中，Lot2770戰國晚期至西漢早期 〈龍首鳳紋玉帶鈎〉，預估價250-400萬港元，即屬精緻而大器的傑作。此器為青黃玉，玉質溫潤，局部有白沁斑，側邊及鈎柱上有鐵鏽。鈎首雕一龍首，二龍角短而扶貼，鼻吻方平，兩側有髭；鈎面至鈎尾雕一側身鳳鳥，彎喙甚厚，羽冠後方羽鳥足前方，各有一刻繪斜線扭絲紋的長條羽束，軀體微微扭轉，以細陰線刻繪圓弧紋、S紋等，尾羽蓬鬆；鈎柱上則雕飾圓弧紋與斜格菱形紋。洛陽金村戰國中晚期墓、安徽長豐戰國晚期墓的玉器，以及廣州南越王墓的西漢早期玉器，都見鏤雕鳳鳥紋，但鮮有如此件玉帶鈎上的鳳鳥紋如此端莊秀麗，生動自然。

此件〈龍首鳳紋玉帶鈎〉為「金華堂舊藏」，1999年參加台北故宮「群玉別藏續集」展覽，著錄於該展覽圖錄267頁，圖版138號。

期待這次「雲中玉筵—春秋戰國篇」，能再一次讓中國古代玉器的學術研究與市場發展，獲得正面而廣大的回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