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後疫情時代」的看法:
CANS藝術新聞 / 台北、杭州連線採訪
整整近二年的新冠疫情,讓收藏圈好朋友們無法像過去一樣,如同候鳥遷移般的總能在各地拍賣會相見。如今疫情雖然在各國疫苗效率施打有所進展,但離解封及邊境管制解除還是遙遙無期,我們依然得要面對疫情考驗的現實。
正面臨疫情考驗的中國藝術市場,尤其是骨董,如今市面流通如何相信是大家所關切的議題?《CANS藝術新聞》為此特別專訪到杭州「懷玉書屋」主人韋九谷先生,請他就行家的角度來分析還受疫情牽引的中國骨董市場。在這次深度專訪裡,我們一致認為持續二年的新冠疫情會是中國骨董市場進程的重要分水嶺。包括:中國骨董拍賣市場已從過去海外、香港,轉換至北京的現實;行家角色被拍賣公司擠壓後,將從「仲介」轉換為「顧問」現實;新生代加入對市場所帶來「世代交替」價值觀轉換的現實。這三個市場面相的轉換,的確因疫情更加速的成為「現實」。
改革開放後興起的中國骨董市場,因拍賣公司如雨後春筍的成立,並沒有給予內地行家立足的機會。一直以行家身份自許的他深切體認到,中國行家必須要從「仲介」,轉換成提供高端知識服務的「顧問」角色。還有就是對於年輕一代想建立跟上一代不同的價值體系的「世代交替」的觀察。韋九谷先生對骨董行業熟悉的見解與觀察的確專業,以下為專訪內容。
CANS藝術新聞:我們有將近二年沒見面了吧!沒想到這次疫情會持續那麼久,雖然拿起手機我們就能說話、發訊息;但朋友間的來往,行業裡的運作還是得碰個面聊聊,才不會漸漸生陌有了距離。首先,我想請問你這次長達二年的新冠疫情,到底對骨董市場產生什麼樣的影響?而對於即到來秋拍你的觀察如何?
韋九谷:每年拍賣季,大家都會在倫敦、紐約見面,香港、北京碰面就更多了;但這次新冠疫情已持續近二年了,它對中國骨董市場已產生分水嶺的效應。特別像是2003年的非典SARS,可是它比非典持續更久,以致分水嶺效應更為明顯。
首先是網路交易。我們不能像過去一樣如候鳥般的每年要飛到倫敦、巴黎、紐約、香港。新冠疫情限制自由旅行,只能透過互聯網用圖像和遠端視頻交易。熟悉市場的行家透過高清圖片,基本上有85%以上作品是可以判定出真偽和品相好壞的,所以這段時間並不妨礙交易,反而做實了網路與遠端交易的重要。
麻煩的是貨源枯竭。過去的30年,大批中國行家和拍賣公司赴海外採購徵集,把散佚在海外的骨董文物都淘買回來了。不過,這次疫情卻讓回流動能減緩,歐美回流的骨董少了許多。另外,歐美藏家行家手上的骨董也早已被掘地三尺,疫情讓貨源枯竭情況被凸顯出來。
最近許多拍賣公司都在準備秋季拍賣,大家交流後都普遍反映,疫情讓海外運輸到境內比較麻煩,有些藝術品進不來;再加上前面所說的貨源枯竭現象,秋拍的徵集情況並不樂觀。更何況現在大家要找的,是那些稀缺、珍貴、有顯赫來源傳承有序、沒露過臉的生貨,這就大大增加了秋拍徵件的難度。
從疫情至今發展,雖然中國內地有「內循環」優勢,但封關已近二年了,現在內地拍賣「貨源」確實已成一大問題。我最近看了內地幾家拍賣公司,基本上貨源都非常緊缺,尤其是生貨、新鮮貨、高端的貨那就更缺了。另外,大環境不確定因素也在增加,大家對於未來判斷都有一些惶恐,這就大大影響了秋季拍賣的進度。雖然這讓大家都很難,但還是得靜下來思考,並得到沈澱和梳理。但總的來說,我還是認為中國社會經濟會朝好的方向走,這對市場的未來發展極其重要。
CANS藝術新聞:我們先回顧一下,疫情前的中國骨董市場是怎樣的結構?經過這段疫情市場又發生什麼樣變化?還有你怎麼看待北京拍賣市場的崛起?
韋九谷:中國骨董市場從20世紀初期開始分為三個階段:先是20、30年代歐洲收藏家嚮往東方藝術,像是大衛德基金會等以英國為代表的歐洲與日本大財閥;再跨度到50、60年代的美國。香港蘇富比自1972年開始在香港舉辦拍賣,以香港為中心就這樣帶動起華人地區的收藏熱潮,從此中國骨董交易中心慢慢過渡到亞洲,形成了倫敦、紐約、香港三大洲的三個交易中心。90年代後的香港更確定了中國藝術品交易中心的地位。
不過,現今中國骨董市場已從倫敦、巴黎、紐約、香港,轉移到北京了;尤其疫情這段期間在「內循環」下,北京又加快腳步取代香港了,現在北京已是中國骨董最蓬勃的拍賣交易中心了。
北京的崛起不僅合乎邏輯,更是必然,這與中國文化回歸、經濟強大、社會繁榮息息相關。北京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首都,必然會有很高的拍賣交易份額。當然北京保利的崛起,更有其資金背景和靈活的交易模式,包括徵集到「十面靈璧山房」、「玫茵堂」等世界頂級收藏家藏品,其最關鍵的是有「保利藝術基金」的投入。中國骨董交易最終要回歸到本土,這是對母文化的認同,本國拍賣市場才會給出更好的價值體現。
CANS藝術新聞:整個市場導向為大資本的走向,擁有資本的收藏家更願意到拍賣會上競拍交易,身為行家你要怎麼面對這種變遷與調整?
韋九谷:像是港臺的老前輩,歐美的一些老前輩藏家,他們即是資本家、收藏家、也是鑑賞家,他們會花很多時間精力去研究學習和分析。而國內的藏家、行家,主要以投資作為動機,純粹收藏的比重不能說沒有,相對比較少。目前中國大多數買家,基本上屬於資本型的參與者。
從現今中國藝術品交易的發展進程來看,行家這個團隊已經漸漸消失了,雖然行家還是可以存在著,但已經是難以為繼了,因為行家已無法跟帶有資本的藏家相抗衡。還有拍賣公司總是營造一種氛圍,價格往上走大家來競爭,有公開的資訊,互聯網發達資訊透明,很多藏家為了買一個安全感,一定會去拍賣會競買。過去,行家跟藏家做生意都是私底下兩個人磋商交易,資訊相對閉塞,作為買家來講,如果不是同行交流,買家知識資訊比較弱,在交易時會有一定弱勢,資本天生有躲避風險的本能,所以帶有資本的藏家就不願意跟行家交易。
買家(藏家)在獲得資訊透明帶來的價格安全依賴的同時,失去了作為賣家(藏家)身份的價格保密機制,從而無法在流通環節獲利。只有在長週期和新人進入、或者貨幣貶值的場景下才會有出路。
CANS藝術新聞:面對拍賣公司完全取代了仲介角色,挾帶資本的藏家喜歡跟拍賣行交易,可以進一步來探討行家的未來嗎?
韋九谷:改革開放後興起的中國骨董市場,因拍賣公司如雨後春筍的成立,並沒有給內地行家成功立足的機會。我認為,行家要轉換成提供高端知識性的專業服務。比如說企業家沒有那麼多時間精力去研究,行家就要站到藏家的列隊裡,替藏家提供優質的服務與把關。過去行家是站在中間仲介的位置,賺取買方和賣方的兩頭資訊落差的價位空間,但現在終端和供應端資訊都對稱平流了。行家這個仲介位置與差價空間已不存在,所以得站到藏家的角度,轉換成「藝術顧問」的角色。像是「雲中居」張偉華先生做為收藏家「養德堂」楊醫生古玉收藏的顧問角色一樣。我認為,未來行家會以「藝術顧問」拿傭金方式生存下去,因為仲介角色已被大大小小的拍賣公司和拍賣平臺所取代。
CANS藝術新聞:目前骨董市場缺乏活力與積極性,是否跟沒有有興趣的新鮮人走進這個市場有關?
韋九谷:古董市場沒有新人進來?這個問題特別有意思,我也在思考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參與收藏團體分析。第一是50-70歲的一代;第二是40歲左右的一代;再來是85後出生到千禧年的新生代。有數據表明,收藏新人每年都有很大數量的增長。在發展過程中,有人變成熟、有人被淘汰、有人進階了,這是符合規律的。
這群80、85後出生的新買家,有較多人已經在買宋瓷了,而且對於宋瓷理解跟上一代人的觀點有不同。他們學習能力非常強,幾個月就把以前幾代人研究的成果全部研究學習完了!比如瓷器的工藝、窯場的誕生、器型等基本梳理完了。以前我們要花很多錢買很多書籍來查閱研究學習,現在打開手機電腦就可以查找,這是他們的時代優勢。這撥買宋瓷的年輕一代,有人只專業研究一個品種,有人專注黑釉、有人專注白釉,有一部份人針對專門的窯口,像是磁州窯、鈞窯,或者龍泉窯、越窯。因為只針對一個窯口,所以專業性很強,精準度很高,滲透力更強,這是新生代收藏宋瓷的一個特色。
CANS藝術新聞:現在古董市場正面臨到「世代交替」,新生一代對骨董的看法有新的描繪,骨董收藏會因為有新生代的加入找到新的出路嗎?
韋九谷:我長期看好中國古代經典藝術收藏。市場越成熟,經典藝術一定會更被追崇,也自然更貴。而過度炒作偽藝術部分肯定會被淘汰出去。所謂出路,我認為是市場經過洗滌調整後,重新整裝出發的過程;比如說收藏門類裡的精品,市場會重新評估它的價值;國內90年代到現在歷經30年的收藏市場發展也必定會有所沈澱,特別是經過新冠疫情這二年,收藏市場重新思考是必然的,等到社會疫情諸方面恢復正常、經濟上來後,經典藏品便會有新的出路。
骨董,對於近40年以來的國人而言,幾乎是從頭開始的,因為對於中國內地而言,賞玩和買賣市場都經歷了半個世紀毀滅性斷層。有些傳統老規矩因為法制原因至今已經退化,這期間又恰巧開放與西方的交流和進入互聯網信息時代,形成了百年來難得一見嶄新的骨董生態。
CANS藝術新聞:你是說,新生代收藏瓷器類別比較偏向高古瓷嗎?而新生代又是用什麼樣眼光來看待高古瓷市場?
韋九谷:收藏就是重新建構個人邏輯思維的過程,年輕一代想建立跟上一代不同的價值體系;比如說父輩收藏康雍乾瓷器,年輕一代就不想要再走這個系統,並想建立自己的價值系統。
高古瓷跟當代藝術同樣存在著不同的層面,有的門檻低,有的門檻又很高。如Kaws或傑夫.昆斯的作品很貴,而NFT數字藝術交易形式多樣,相對的不確定因素也大,風險也很高。宋瓷也是如此,同樣是龍泉窯,幾千萬到幾千塊都有。新生代介入宋瓷,他們會用一種新的透析方法來梳理收藏,審美的角度,跟老一代收藏觀念有些不同。就拿陳列的方式來觀察,民國至九○年代的藏家會將宋瓷放置在紅木多寶閣裡,新生代藏家則是將宋瓷放置在現代極簡的傢俱裡,或者日式侘寂風的當代空間,這就是新生代對宋瓷精神的理解。
關於「研究」這個問題。由於資訊化的推進,長期在一個領域對某些項目太瞭解熟悉,已不具有再研究的價值。比如說乾隆的青花瓷器,周而復始反覆地有乾隆的賞瓶、玉壺春瓶等普官拍賣,因為太高頻出現就沒有了好奇,不再具有文化挖掘的意義。前段時間跟一位藏家探討,永宣瓷器對新人最有魅力的就是四個字,叫「蘇麻離青」。這類早期青花原料從伊拉克地區進口的,但20、30年各種宣傳下來,但對於現在人而言「蘇麻離青」已無神秘感。同樣,乾隆粉彩的軋道、寶相花紋工藝,也沒有太多藝術價值可以挖掘,信息的過度泛濫導致價值之流失。只有等著新進的人對「蘇麻離青」再認識,對永宣瓷器的價值重塑,這就是新進人士對經典藏品的貢獻。
CANS藝術新聞:除了高古瓷外,新生代對於玉器收藏愛好如何?據悉這幾年高古玉行情紅火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有年輕藏家進場參與?
韋九谷:新生代喜歡高古玉,就跟喜愛高古瓷一樣。高古玉確實有它的魅力,無論是玉材本身或藝術性,還是歷史造成的稀有性。高古玉泛指唐宋代以前的玉器,宋以後的玉文化逐漸走向世俗化。
新生代藏家對於骨董價值觀一定會重塑的。比如白瓷,年輕一代從審美角度去看它的線條質量、內涵和張力。北京「木木美術館」曾經做了一檔南北朝藝術展覽,創意與展陳的角度跟我們以前所熟悉的不同,新生代通過自身的理解才會有這樣的展現,賦予高古文物一種新的時代意義。事實上,高古文物本身已經存在數以千年計,物依然是那物,不曾改變,只是每個時代都會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發現、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觀點。一代一代人觀察它,並呈現它不同的美感和價值。
80後甚至千禧一代人的熱情加入,博物館、文化媒體、展覽、拍賣市場的興起,新生代的生活周圍隨時流淌著這些生活場景,骨董成為資產配置、社交媒介、企業文化、空間陳設的載體。其主要意義不再如張伯駒、王世襄、秦公等前輩一樣,為國救寶、敝帚自珍的向內「收藏」屬性。新生一代甚至以古代經典的造型作為範本,開發出融入現代生活的文創產品,融入生活中的茶、花、香道無不滲透,給予骨董新的「綻放」視角,獨樂樂,走向了眾樂樂。
CANS藝術新聞:最後想問你,除了高古玉、高古瓷,你覺得高古藝術品還有哪些品項沒受到太多的關註、價值是被低估的?
韋九谷:幾年前我開始在尋求新的品類突破,不過這個很難找的。佛教雕塑藝術一直是個重要品類,高古佛教藝術,在歐美各大博物館裡占有較重份量。
我們可以這樣思考,每年日本京都的「正倉院」展都吸引了那麼多人專程去朝聖,但拍賣公司較少去嘗試拍賣這類高古器物,或許因為數量罕見、品相欠佳?明清宮庭藝術也正在風頭浪尖,如果現在拍賣公司嘗試推出「正倉院」這類具有學術價值的高古文物,品相未必精美甚至有些殘缺的高古器拍賣,相信它的市場價值會被重新認定。前段時間我在日本拍賣看到一件類似「正倉院」的漆盒,便是呼應你所說的這個現象,相信有這種想法的藏家會與日俱增的。
中國人對於寶物的認證跟日本人是不一樣的,日本人眼裡的「寶物」是指文化價值高的器物。的確,高古文物確實很斯文,會走入人的心靈,一只毛筆、一張紙、一根線條都是一樣的。好的藝術品精髓就是能穿越時空,在千百年時光流逝物換星移,無論在放置在哪個時代,都是歷久彌新,值得高山仰止去追尋!
骨董,其本義即是去除表像獲得所存之本質,當人們經歷了世俗的浮誇之後,最終還是會「返影入深林,復照青苔上」的生命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