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S藝術新聞：首先，請與我們分享您到台北故宮工作的機緣，又為何會進入器物處呢？

王亮鈞：大家可能不知道，我跟台北故宮的緣分源自一部電影。2005年桂綸鎂幫台北故宮拍了一部名為《經過》的電影，在片中飾演任職於故宮的助理研究員，劇中的她雖然很吸睛，但這不是重點，最吸引人的是她跟上級足足拜託了兩年，才得以進入的山洞，也就是放置文物的山洞庫房。這個千年的時光隧道，彷彿可以回到過去，讓我深深著迷，據此開啟中國藝術史的探求之路。

在台大念書時，多方選修藝術史研究所在大學部開設的課程，構築對於中國書畫、器物的知識系譜，進而考取該研究所，主修陶瓷史。畢業後，先去服替代役，由於專長的關係，被分發至故宮器物處的瓷器科，而且當時我就有機會進到山洞庫房了！更幸運的是，快要退伍之際，恰巧器物處開缺，歷經半年的學術審查，順利錄取。現今，雖然無法跟桂綸鎂成為同事，卻能圓夢在山洞庫房工作，一窺中國藝術史的寶庫，可謂因緣殊勝。

CANS藝術新聞：這次台北故宮【閑情四事】是您第一個參與策劃的展覽嗎？請分享這次策展過程有哪些難忘的事情？

王亮鈞：我從2017年進入台北故宮工作已有五年，在這幾年，總共參與策劃三個展覽。第一個展覽是2018-2019年的【紫砂風潮—傳世器及其他】；第二個則是2019-2020年的【小時代的日常—一個十七世紀的生活提案】；最近參與的就是此次【閑情四事—插花・焚香・掛畫・喝茶】年度特展。這是當中規模最大，屬於國際借展的展覽，與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京都大德寺龍光院合作。前者慨然出借21件作品，包含2件日本國寶、3件重要文化財，皆為首次海外展出，機會相當難得。為妥善展示借展文物，策展過程中除了錨定文物位置、撰寫展示腳本，甚至為2件日本國寶量身定製展櫃，希冀營造友善的展覽內容與觀賞環境。不巧的是，展覽規劃期間碰上疫情爆發，國際之間的交流戛然而止，世界彷彿就此定格，借展計畫被打上巨大問號。

根據日本文化廳的規定，該國國寶、重要文化財出國的必要條件之一，得在日方人員陪同、押運的前提下。也就是說，如果日方人員無法入境台灣，國寶及重要文化財亦無法來台展出。如此窘境，好比新人確診被隔離，無法出席婚宴的荒謬劇一般，令人無能為力。當下能做的，就是祈禱疫情日漸和緩，並做好以院藏文物填補借展文物空缺的打算。最後，好在疫情好轉，日方人員跟文物皆順利來台。在機場迎接借展文物的時候，看到飛機安全降落跑道，內心百感交集，尤其佈展時雙手碰觸到日本國寶的剎那，除了令人驚呼的華麗，也才驚覺這一切都已成真。

CANS藝術新聞：年輕的您是什麼樣的機緣，開始接觸到茶文化領域？

王亮鈞：之所以有機會參與【閑情四事】策劃，起因於自身的研究與茶文化有關；之所以對茶文化產生興趣，則與碩士論文的選題—紫砂壺—密不可分。剛開始寫論文時，苦於沒有題目，在指導教授謝明良老師的提點及鼓勵下，嘗試以清宮傳世的紫砂壺為題，後而一頭栽入茶文化的研究領域。

儘管說起來有些矛盾，寫論文之前，我滴茶不沾，原因無他，因為喝了會睡不著；寫論文之後，時常被問平常喝什麼茶、喜歡喝什麼茶，使我反思自己研究茶壺，卻不喝茶的怪異現象。因此，開始用家中的紫砂壺，泡茶來喝。透過實際觸摸、使用，才發現紫砂壺不同的造型與比例，著實都蘊含著著陶工的巧思與用意，脫離不了使用的脈絡。同樣的道理，現今被視為「古董」、陳列於展廳的陶瓷器，當初被製作出來時，絕大部分也是實用的日用器皿。只不過，如何確認其具體用途，以及寄託了哪些歷史訊息，則是日後的研究課題。無論喝茶的形式、方法如何改變，茶依舊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茶，不僅能「滌煩療渴」，更成為引領我與古人對話、探索陶瓷史的最佳媒介。

CANS藝術新聞：身為年輕一代研究員，您目前遇到最大的挑戰為何？而對自己未來又有何期許呢？

王亮鈞：挑戰嗎？大概就是時間不夠、能力不夠。以研究來說，除了必須時時掌握最新的學界動向、考古材料，還要有時間消化與整理。此外，現今講求的是跨材質、跨學科的研究取向，僅關注陶瓷史的話，恐稍嫌不足；以策展來說，展覽內容必須兼具學術關懷，又不枯燥乏味，還得以平易近人、引人入勝的文字，將展覽介紹給觀眾；以推廣來說，必須善於演講、導覽、面對鏡頭和在Podcast說故事的能力。比如說，在面對一、兩百人的現場或是無人的拍攝鏡頭，都能不尷尬、侃侃而談。在僅能透過口述的條件下，讓廣播聽眾腦海裡浮現豐富的畫面。上述的每一件事情，各自極其專業，都是需要時間培養的能力。

電影《經過》有著這麼一句話：「時間只是經過，剛好留在這裡。」故宮的陶瓷器歷經戰火，現今妥善存放於山洞庫房之中。相較於其他材質的文物，經過高溫燒製的陶瓷器，就此定格、凝結了「時間」，而我「剛好」有機會與其接觸。未來，無論是以何種方式，希望能拉近觀眾與它們之間的距離，這是我對自己最深的期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