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S 藝術新聞》：您的道路頗為獨特，從導演、攝影最終聚焦於古代玉器文物攝影。是怎樣的契機引領您走上這條道路？

張鋒雷：與其說是主動選擇，不如說更像是一種「被召喚」。我的起點是電影導演，畢業後進入攝影行業。2009 年以前的彩信時代，我與朋友混跡各大網路收藏論壇，發現朋友上傳的玉器照片實在模糊，便順手用單反相機幫他拍照上傳，單反相機之於當時的手機鏡頭，就像劉慈欣《三體》終章裡所講的「降維打擊」，朋友的古董生意越來越好，我也對文物攝影產生興趣，接觸商業拍攝，2010 年創立了「鋒雷工作室」，初期為了生存，拍攝書畫、器物各種門類，逐漸發現自己更喜歡拍攝早期的器物，真正讓我內心受到劇烈衝擊並決心轉向的契機，是第一次近距離拍攝古代玉器的震撼。古玉散發強烈的「靜默之力」，接觸的越多越體會到，玉器遠不止美麗，更承載著古人的精神秩序和超越語言的文明記憶。通向理解這深邃記憶的第一步，必然是「圖像的真實」，這個信念，貫穿了我們所有工作的底層邏輯。

《CANS 藝術新聞》：【文明的守望—積古書院古代玉器收藏展】是北京當下古董圈的熱門展覽。作為策展人，請與我們分享一下這場展覽的緣起和您作為策展人的核心理念？

張鋒雷：這個展覽的緣起跟我們「積古書院」的集會有關。「積古書院」成立十年，我是書院的副秘書長，2020 年以前，書院成員們的交流不斷，疫情時期我們也保持了每年兩次集會的頻率。後來我要為我的書《玉成中國》開發佈會，會員提議「以玉助陣」，做個小型展覽，當時沒想著一定要對外。但真做起來，我們就有自己的標準了——絕不能簡單應付，最終呈現的是一場「積古書院」成員的私人珍藏展。我的標準很明確：一是必須達到我的審美需求，低於審美底線的事，做了就是浪費生命。二是要有相當的規模。很多展品是私人收藏的首次公開，展品的選擇是核心，也是最難的環節，這是一件容易得罪人的事，甚至「撕裂」集體，在艾丹先生的鼎力相助之下，我們最終將展品數量定在約 150 件，通過「風、雅、頌」三個單元跨越新石器時代至明清時期。對我來說，這場展覽的成功舉辦算是「小小的奇跡」。

《CANS 藝術新聞》： 作為攝影師、出版人、策展人，您需要在學術嚴謹性與公眾傳播性之間尋找平衡。您如何把握這個度？在《玉成中國》的出版過程中，遇到的最大挑戰是什麼？

張鋒雷： 我的首要責任，或者說核心原則，始終是「還原」，而非「美化」。文物攝影沒有所謂的「最佳角度」去迎合視覺愉悅，只有「真實」才能承載歷史的重量。每一次構圖、每一次快門的釋放，都是基於對器物本身「資訊表達」的理解。它要求我們讀懂器物的語言，那些紋飾是關鍵資訊？那些微妙的痕跡是歷史變遷的證據？審美判斷必須服務於資訊的精準傳遞。至於最大的挑戰，恰恰就根植於這「真實」二字。玉器這種材質對光線的敏感度超乎想像。器物表面的光氣、殘損、沁色都極易在圖像中失真。為了無限逼近實物的質感，「鋒雷工作室」經歷了漫長而艱難的探索，才逐漸找到了讓「圖像」最大程度貼近「實物」的方法。這也正是《玉成中國》這套書的核心所在。

《CANS 藝術新聞》：請您詳細介紹即將出版的《玉成中國》，這是一套承載著怎樣願景的書籍？

張鋒雷：《玉成中國》是一套以攝影為基礎的中國古代玉器系列出版計畫，最終目標是完成八卷。即將面世的是其第一部。為了攝影我幾乎買了市面所有的玉器出版物，然而當我在博物館展櫃前親眼目睹實物時，那種震撼與圖錄呈現之間的巨大落差，令我深感遺憾。我不禁自問：難道做一本好書很難嗎？《玉成中國》本質上是一場構建「紙上博物館」的嘗試，目標是打造一座「永不落幕的博物館」。

書中收錄了八家國有博物館的 150 餘件館藏玉器，將呈現 150 件來自八家國有博物館的館藏古代玉器，（梁帶村、咸陽、巢湖、定州、茂陵、乾陵等博物館），梁帶村佔比較大（近 1/3），因為他們支持力度大。選擇這些館不是預先規劃好的，是機緣巧合加上努力協調，這些館藏玉器都曾經出版過，但《玉成中國》絕非器物照片的集合。是借助高解析度的圖像和近乎極致的印刷工藝，在紙頁上重現器物的真實質感和細微變化，讓讀者在翻閱時，能產生「如見真品」甚至「觸手可及」的沉浸感。這是對文物生命力的另一種延續。

《CANS 藝術新聞》：《玉成中國》與當前市場上其他玉器類圖書相比，最根本的不同之處在那裡？

張鋒雷：我不想輕言「最好」，但我們確實將「最接近實物」。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我們在印刷環節進行了海量測試。許多手感極佳的特種紙張，對呈現玉器特有的「光氣」並不理想。最終我們採用了選用了定製的德國瑪瑙絲光銅紙，並採用 350 線高精密印刷技術——這幾乎觸及了傳統印刷機械精度的極限。這一切努力，只為了一個目標：讓平面的圖像在讀者眼中和心中「重建」起玉器的「體積感」和蘊含其中的歷史「溫度」。當下不少玉器出版物過於追求形式感、藝術化效果，甚至本末倒置。我始終堅信：圖像只是媒介，它們永遠無法替代面對實物時那種「有溫度的凝視」。 真正的文物攝影，其使命是引導人們通過圖像，重新燃起走近真實器物、理解其內涵的渴望，而不是用華麗的影像製造新的距離感和隔閡。

《CANS 藝術新聞》： 文物攝影與其他門類的攝影相比，本質區別是什麼？面對一件珍貴文物，您是如何決定拍攝方式的？

張鋒雷：文物攝影沒有套路，也容不得攝影師的「自我表達欲」。影像的機會並不屬於攝影師，而屬於文物本身。一件器物是否願意「被拍攝」，某種程度上是它的「意志」在決定。 我們有過多次申請拍攝重要國寶而未能如願的經歷。每一次的錯過，雖然遺憾，但我完全理解並尊重。這並非「失敗」，恰恰是對文物「意志」和其所承載的價值的敬畏。因此，每一次拍攝前，我都要求自己進行海量的案頭工作。不僅要熟知器物的材質、年代、工藝、歷史背景，更要深入理解它的「資訊結構」。那些紋飾是解讀其時代密碼的關鍵？那些細微的磕碰或沁染是歷史事件的無聲證言？當鏡頭最終對準器物時，選擇那個角度、運用何種光源，其出發點絕非為了拍得「好看」，而是為了讓器物本身「開口說話」，讓它的歷史資訊、工藝智慧和精神內涵通過影像清晰地傳達出來。

《CANS 藝術新聞》：長時間、近距離地面對這些承載千年文明的古玉，是怎樣的體驗？有沒有那件器物曾讓您特別感動或深受震撼？

張鋒雷：那是一種「被凝視」的體驗。很多時候，並非我在審視文物，而是文物穿越時空在凝視著我。比如陝西梁帶村出土的〈西周組玉佩〉，其結構的精妙、玉質的溫潤與組合所展現的禮制威嚴，一眼望去便是令人窒息的美，震撼過後，心中唯餘深深的敬畏。我至今將它的影像掛在我工作室最醒目的位置，它彷彿一位沉默的導師，每天都在與我進行無聲的對話。還有河北定州漢墓的那件〈出廓玉璧〉，它的經歷令人唏噓。被盜墓者拖行於屍體之下，竟奇跡般地完好無損。這種命運的偶然性，讓人不得不相信，文物自身是帶有「氣」的——有的如深潭般沉靜內斂，有的似烈火般莊嚴熾烈。每一件古玉都是一個獨立的世界，帶著它獨一無二的故事和歷經滄桑的「氣息」。

《CANS 藝術新聞》： 您的拍攝工作經常涉及考古、歷史、修復等多學科的深度協作。這種協作對您的創作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張鋒雷：這種協作至關重要，不可或缺。我深信，文物攝影絕不能是攝影師的「單打獨鬥」。與考古學家、歷史學家、文物修復專家的緊密合作，為我打開了「器物之下」更為廣闊和深邃的世界。每一件文物都是時間與人類智慧的結晶，是多重資訊的聚合體。只有將考古發掘的背景、歷史長河的脈絡、美學價值的精髓，乃至修復過程中揭示的細節，都融會貫通，你的攝影才可能具備應有的深度和情感力量。否則，它可能僅僅是一張漂亮的「影像」，而非能傳遞文明密碼的媒介。跨學科的滋養，讓影像有了靈魂。

《CANS 藝術新聞》： 在您拍攝過的眾多珍貴文物中，有沒有那次經歷讓您至今難忘？

張鋒雷：安徽巢湖博物館的〈朱雀銜環踏虎玉卮杯〉，無疑是讓我終生難忘的「封神」之作。它幾乎匯聚了戰國至漢代玉器工藝的巔峰之美：嚴謹的對稱結構、繁複而靈動的浮雕與鏤空技藝，朱雀、螭虎、熊羆三獸環繞卮身，充滿了神話色彩和磅礡的視覺張力。第一次在資料中看到它的小圖，我便感到震撼；而當實物真切地呈現在眼前時，那種無與倫比的精美與氣勢，讓我久久無法平靜。能夠親手拍攝這樣一件凝聚古人最高智慧與審美的傑作，是我職業生涯中莫大的榮幸。

《CANS 藝術新聞》： 在您的心願清單上，是否也有特別渴望拍攝卻至今未能如願的文物？

張鋒雷：當然有，而且不少。一些國之重器，因其無與倫比的價值、極其脆弱的保存狀況或嚴格的安保規定，對外拍攝的申請往往難以獲批。我們曾滿懷希望地申請過幾次，最終未能如願。但每一次的錯過，都再次印證並強化了我的信念：影像的機會並不屬於攝影師，而屬於文物本身。這種等待和錯過，也是一種尊重。

《CANS 藝術新聞》：您如何看待文物攝影未來的發展趨勢？對於有志於此的年輕人，您有什麼建議？

張鋒雷：未來的文物攝影，必然是跨領域的融合。圖像識別技術輔助研究、AI 參與文物修復、三維重建這些都將成為常態，然而，無論技術如何飛躍，有一點永遠不會改變：再先進的技術，都無法替代面對文物時那份「有溫度的凝視」。 那是人與歷史、與文明直接對話的瞬間，是心靈受到觸動的原點。我想對年輕的攝影師說：踏入文物攝影領域，最核心的素養不是炫目的技巧，而是發自內心的「尊重與敬畏」。 俯下身，靜下心，去聆聽器物在訴說什麼，而不是急於用鏡頭替它發言。理解每一件古物的歷史、精神和紋理，那怕只拍一塊殘玉，也要拍得足夠誠實。這份誠實，才是攝影真正的力量。

《CANS 藝術新聞》： 在《玉成中國》的書籍設計上，您特別強調了那些理念？

張鋒雷：攝影是攝影師與自然的瞬間相遇。每一件文物藝術品都是古人對自然萬物的認知，凝望，回答。其內涵的豐富性與複雜性不可言說。一張好的影像，可以成為這個時代珍貴的文獻；同理，一本書也可以成為傳遞這種深邃審美的載體。在《玉成中國》的整體設計構思中，我們選擇了克制與內斂——不追求過度設計，不玩弄視覺上的「小聰明」。 因為真正的好設計，是良性的、有效的溝通方式。它不該從視線裡搶眼，卻要在翻開之後通過版式、紙質、裝訂，讓人感受到內在深度。在這裡，我必須感謝我們的合作夥伴雅昌文化集團。他們對這本書抱有「極端的敬重」，為此召開了多次專門的工藝研討會，我說「魔鬼藏在細節裡」，他們以對待藝術品般的虔誠，打磨著每一個細節。在我們看來，《玉成中國》不僅是一套書，它本身也是一件精心打造的「物」。 將它置於空間之中，它應如同一件沉靜的裝置，靜默卻有力量。

張鋒雷的講述，字字句句凝結著對古代玉器與文物攝影的赤誠與敬畏。他的鏡頭，是連接今人與古人的橋樑；他的《玉成中國》，則是這座橋樑在紙上的延伸。當七月的書頁展開，讀者迎來的不僅是一場視覺的盛宴，更是一次與中華文明核心載體「玉」進行深度精神對話的契機。鋒雷工作室的數千次快門，最終凝結為這部「永不落幕」的紙上博物館，靜待知音的開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