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S藝術新聞：首先，可否與我們分享是什麼樣的緣份讓妳接觸到博物館這個工作？又什麼機緣會進入台北故宮博物院器物處？

胡櫨文：會進入台北故宮工作完成是屬機緣巧合，我大學唸的是師範大學美術系，爾後又在台灣大學讀藝術史碩士，那時論文研究的題目是中國繪畫史，跟我目前所從事的器物研究完全沾不上邊。畢業後，我本來計畫繼續出國讀博士學位，但卻在著手申請博士班之始，意外得知台北故宮有招聘，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態投了履歷，經過了近半年的學術審查，沒想到意外獲得面試機會，並成功錄取，從此有機會成為台北故宮器物處的一員。

CANS藝術新聞：除了學術研究、策展之外，身為博物館研究員還有哪些工作內容？

胡櫨文：進入台北故宮工作後我才意識到，「庫房工作」是典藏單位很重要的工作之一。除為了展覽而有的提件、檢視與整理外，例行的文物保養及協助文物拍攝等都屬於工作範疇，也佔據不少時間。前輩們更曾提醒我，對待文物必須非常謹慎。實作上，我有時候甚至一個早上，只整理不到5件文物，但真的急不得，一切都要以文物安全為原則。此外，博物館員必須每日輪值到展間巡視展品狀況；文書上，還要定期協助校對文物的文獻資料，還有處理例行的博物館行政公文。

博物館員面對的不只是內部庶務，我們還有對外的工作，像是文物諮詢，包括民眾持實物到院諮詢，以及文字的諮詢回覆。在與民眾交流的過程中，除了精進眼力外，也能拓展視野，換個角度思考問題。就如我曾協助台北故宮臉書器物類的貼文和回覆工作；在過程中，我發現台北故宮臉書的閱眾，都非常專業且具備文史知識，他們經常提出超有水準的問題；甚至，有時候為了回覆這些問題，我也必須花很多時間做功課及消化資料，再以精要的語句應對。這些提問都讓我體認到，我們有一群非常高水準的觀眾，必須鞭策自己，精益求精。

CANS藝術新聞：請與我們分享這次策劃【謎樣景泰藍】展覽的發想與心路歷程？

胡櫨文：在我到職的第一天，時任處長的蔡玫芬老師，就興致勃勃的詢問我，能否研究掐絲琺瑯？當初我對這個材質完全陌生，但沒多想就答應了！之後發現這個題目遠比我想像的還要來得複雜許多。展覽策劃歷經了6年之久，終於在今年4月，故宮南院【謎樣景泰藍】開幕了！

上回台北故宮舉辦掐絲琺瑯主題展，是20年前的事，從此一直未推出關於掐絲琺瑯的展覽，一方面是掐絲琺瑯初期製作年代問題仍難以解決。文物研究與作品密不可分，掐絲琺瑯尤其必須透過手持、目驗，才能深入了解。2016至2021年間，余佩瑾副院長還是器物處的處長時，她讓我有機會赴法國巴黎裝飾藝術博物館（Musée des Arts Décoratifs）、瑞士蘇黎世雷特伯格博物館（Rietberg Museum）、德國德勒斯登（Dresden）的「綠穹珍寶館」（Grünes Gewölbe）及北京故宮等地進行參訪，我因此能近距離觀察許多重要的標準器，並與台北故宮的藏品相互印證。這樣的經歷也使我體認到，辦展覽需要把眼光放到全世界，與世界各地的收藏交互對照，以凸顯台北故宮收藏的特殊性。

經過這次策展我才知道，原來一個展覽要順利開幕，需要非常多的人通力合作。【謎樣景泰藍】經過多次院內開會討論、調整方向，最後訂定展覽架構，不僅鋪陳掐絲琺瑯發展史，更強調不同時代的轉化和創意。器物處的同事協助我提出展覽的170組件文物；其中，有40組件的展品送請保存處修復。展覽因為在南院舉辦，所以器物處的同仁一起出差佈展；當然，更少不了南院處同仁的幫忙提調、展場施作等。展覽開幕後，還有各處室的同仁協助教育推廣的相關活動，這些都是讓這個展覽順利成功的關鍵。

CANS藝術新聞：外界對於台北故宮現在的展覽有越發年輕與活潑化的看法，作為年輕一代的策展人，妳是怎麼看待外界對你們的評價？

胡櫨文：台北故宮吳密察院長提倡友善、開放、智慧、普世的四大願景，並致力於許多新的嘗試，所以展覽的題目、內容方向，以及展廳內越來越豐富的互動式裝置，都注入新鮮活潑的氣氛。因為我自己是美術系出身，關於博物館客群的年輕化，我會很期待，能針對從事藝文方面創作的年輕世代做推動。例如，這次北部院區【多寶格的收、納、藏】，與新一代設計展結合，就是很吸引我的合作。我身邊許多當代藝術的新銳創作者，他們作品元素經常來自台灣傳統，比如宮廟；我常在想，台北故宮何嘗不是另一條尋覓元素的路徑呢？

之前我曾參與【航向天方─十五世紀的伊斯蘭印象】策展討論會，曾聽裝幀藝術家何佳興老師說，日本的設計界大概在1950、60年代，便與博物館密切合作，發展出設計標準色、標準字…等等，並形成一種具文化特色的日本設計架構。台灣在這個時代，也有不乏品味獨到的文藝青年參與文創，我想信這些年輕世代的設計師正是目前台灣博物館的主要客群。這次【謎樣景泰藍】，我很期待觀眾能把景泰藍展品的時代「顏色」，延伸到當代設計運用層面。如果能與當代藝術家、設計師做跨領域的合作，說不定會有意想不到的創意發想呢。

同時在策展的過程，我也發現，「如何包裝一個展覽」是個學問。一方面盼望能發想出不同以往的華麗展陳方式，或更能吸引人的題目；另一面又會擔心是否嘩眾取寵，或知識面呈現不足。一個展覽要如何同時傳遞藝術史的知識，又能接地氣的讓一般大眾能夠理解，這是策展人ㄧ直都在思考和仍在摸索的課題。

CANS藝術新聞：台北故宮推出的展覽除了深厚的文化知識層面外，妳認為如何才能讓更多年輕人喜歡上歷史與文物？

胡櫨文：關於這個問題，我想分享自己喜歡上藝術史的歷程。我從國中就開始讀美術班、接觸藝術史，但在我大學以前，都還蠻討厭藝術史的。因為我記憶力不好，很討厭背書，我一直以為，藝術史是一個要背很多人的名字的科目。上大學的時候，西方藝術史是我們的必修課，有一天，師大美術系的楊永源教授以相當有趣的提問，來解讀19世紀英國藝術家愛德華·馬奈一件現藏於奧賽博物館的作品〈在陽台上〉，改變了我對藝術史的看法。楊教授問我們：「這幅畫描繪紳士、淑女端坐的場景，為什麼要在這三個人物前，加上橫跨主角前、看起來破壞構圖的欄杆」；楊教授接著說明，在19世紀，陽台是新興中產階級擁有財富，及能夠蓋出多層樓房的象徵，所以那個時期的很多肖像畫，都會特地加上欄杆，暗示畫中主角的財富地位，這樣畫作就如同時下流行的ig打卡，刻意拍攝一些非必要、但想炫耀的東西。經過那一堂課我才知道，藝術史不是死背，而是可以如同偵探般的，藉由藝術品分析它的蛛絲馬跡，拼湊出作品隱涵的歷史訊息，這是非常有趣的理解方式與過程。

如果能讓觀眾在艱澀冷僻的知識內容外，經由藝術之美和文物一些被忽略的細節，找到貼近現在生活、引起共鳴的元素，或者隱藏在文物背後的訊息，就能在體驗展覽欣賞文物之際，發掘更多新知樂趣；說不定，就有更多參觀者像我一樣從此愛上藝術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