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斝」

此件青銅斝，形體碩大，通高49.2釐米，挺拔秀美，鑄造精良，紋飾精美，整器鏽色自然厚重，尤顯歲月沉澱之美。器身侈口長頸，口沿上有一對束傘形柱，扁腹，扁環形獸首鋬，獸首高聳，器底近平，三稜錐足外撇。傘形柱飾雲雷紋和三角雲雷紋，口下飾仰三角雲雷紋，頸部和腹部均飾下卷角獸面紋，三足飾三角雲雷紋。綜合參考殷墟青銅禮器四期劃分方法，與青銅斝器型之流變，其時代為典型的商代安陽時期，即商代殷墟二期，與日本學者林巳奈夫在其所著《殷周時代青銅器の研究》中所認定時期相同。

此器銘文為「」，鑄於斝身內底，極為罕見。其字形與類相似，與高古陶器中水器的形狀有相近之處，即在汲水的過程中尖底罐可隨著水的不斷注入而自然垂直漂浮於水中，同時亦與釀酒器的形狀有相通之處，即以同樣的器型原理以達到酒糟和清酒在釀造過程中的自然分離。故此銘文的意象應近「廣巨的酒器」之義，不曾見於他器，似為此斝專屬之銘。

此器出身顯赫，近百年流傳有緒，出入皆為世界一流的藏家、古董商與博物館。最早，此斝傳出於河南安陽地區，1942年時已由民國時期傳奇古董商尊古齋黃伯川先生著錄於其經眼錄《鄴中片羽》第三集，為尊古齋所藏器物中體量最大之一；約1943年由當時旅居北京的德國收藏家馮洛侯（Sammlung Hans Jürgon von Lochow，1902-1989），即鐃齋，收藏後出版於《鐃齋吉金錄》，為「鐃齋」所藏第一重器；帶回德國後進入科隆東亞藝術博物館收藏，其後再次進入近代中國傳奇古董商兼收藏大家仇焱之的抗希齋收藏；直至仇焱之於1980年去世後再次現身於其【太倉仇氏抗希齋曾藏珍品】遺珍專拍；之後便為美國莫爾斯夫婦收藏並借展於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數十載。此斝近百年的流傳經歷精彩非凡，為國內拍賣界首見。

二．「斝」，在殷商祭祀中

斝這一器型最早出現於二裡頭文化四期（公元前十六世紀），盛行於殷商，延續到西周早期（公元前九世紀），西周中期後不見，發展存續歷經七百餘年，在商代流行時間最長，且多用於宗廟祭祀之禮，在商代青銅酒器中地位極高。這一器型的核心特徵為：長頸、鼓腹、三足、有鋬、口沿各立一柱，其造型與其最初的功能有極深的淵源。

在先秦文獻中，斝多認為用於裸禮，如《周禮·春官·司尊彝》：「秋嘗，冬蒸，裸用斝彝黃彝。而對於裸禮的具體流程與意義，學者說法不一，較為通行的解釋是指祭祀完畢之後以酒灑地，即「不飲而灌於地的一種祭名」，而斝在裸禮中應當用於和酒和濾酒。《禮記·明堂位》中亦載有，「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斝，周以黃目。」從斝的器型來看，其高聳的三足利於生火，長頸、鼓腹有利於煮酒留香，而商人煮酒有殘渣，需要過濾才能飲用，其口沿的兩柱在功能上則剛好可以栓掛過濾囊口，然後以手執鋬自以包茅為材而製成的過濾網中傾倒而出，渾濁的液體經過過濾後即成為酒色清明且能直接飲用或者祭祀神明的清醴，這一頗有儀式感的祭祀場面正是斝這一器型誕生且存續的核心價值。其功能需求使得斝在結構上較一般的青銅器設計更為複雜，每一個零部件都有其存在的切實的功能性意義，雖然與爵相似，但又比爵更龐大，尤其在祭祀場合上，其對於比例與細節的要求更加嚴格，一件製作精良的青銅斝能夠完美的展現中國青銅禮器中所蘊含的方方面面的設計邏輯與工藝匠心。即便在商代如此高度發達的冶鑄業大環境下，此種體量巨大的青銅斝在鑄造時也有相當大的難度。於是，斝與其所代表的這種古老而莊嚴的祭祀儀式，在商代晚期就已經成為只有王和貴族才能擁有的真正的奢侈品禮器。

《禮記·禮運》：「盞斝及屍君，非禮也，是謂僭君。」商晚期的安陽，世風漸趨奢華，此時作為被認為是先王貴重的酒器——斝，如果被發現為諸侯所使用，也會被認為是僭越天子的行為，由此其使用範圍也在逐漸縮小。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卜辭中可知，紂王在經歷了早期的英氣勃發之後行為日益離經叛道，拋棄了對先祖周祭、特祭的典俗，以至於在所出土的甲骨中幾乎見不到紂王祭祀先祖的卜辭，銅斝這一類宗廟祭祀的高級酒器也就隨之而銳減，最終和商文明一起退出了歷史舞台，成為商文明盛大而又精彩的祭祀文化與酒文化曾經蓬勃發展的無聲的見證。

三．「斝」，在「金石學風」中

青銅器取名的根據，首先是「自載其名」，即根據青銅器銘文上的自稱來確定名稱，也就是學界常說的「自名」，而對於沒有「自名」的器類的命名則多是由宋代學者根據古代文獻記載所框定的，對於「斝」之認定即屬於此類。兩宋時期，金石學興起，青銅斝開始成為大量彼時湧現的金石學著作中淺嘗輒止的研究對象。由宋徽宗敕撰，北宋王黼編撰之宋代金石學著作《宣和博古圖》中著錄有十六件青銅斝，應是已知最早對於斝這一高古禮器進行定名的著作。這一時期對於斝的研究仍是基於有限的器物所進行的一種學術上的探索，斷代通常有較大偏頗，形制也略有差異，誠如王國維所言，「曰爵、曰觚、曰觶、曰角、曰斝，古器銘辭中均無明文，宋人但以大小之差定之。」

清代金石學再次興盛，諸多著作中均有對於青銅斝的研究，例如乾隆年間梁師正編纂的《西清古鑒》等，斷代上仍然存在謬誤，「斝」常被定為周人之器。直至民國時期，可茲研究的器物不斷出土，相應的金石圖錄及考釋著作亦紛紛出版，學界對於青銅斝的研究取得了全新的進展，例如，羅振玉在《殷墟書契考釋》中已經將斝這一金文與器型之間的對照關係進行了詳盡的梳理，「卜辭斝字作 ，上象柱，下象足，形似爵而腹加碩，甚得斝柱。知許書從作者，乃由而訛，卜辭從，象手持之，許書所從之鬥，殆又由此轉訛者也」；同時，王國維還曾以「斝」為研究對象著有《說斝》之專論，其中，對於斝的器型、功能、斷代等皆有明確論述，並且釐清了「斝」與「散」、以及「灌尊」之間的訛誤，主要即將現藏於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原端方舊藏之柉禁上的器物與文獻記錄相對照進行排除，並與其所見現藏於日本泉屋博物館住友男爵家藏之斝進行參照，對青銅斝的器型做出了較為強有力的學術論證。

除此之外，由宋至清，青銅斝也一直為歷代學者所重視，且一直被視為最為經典的三代青銅禮器的造型代表，這一點我們可以從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大量博古雅集圖像中窺知一二。清宮舊藏《四朝選藻》冊中舊題為《趙昌南唐文會》一頁，按畫面呈現應是「西園雅集」中蘇東坡「烏帽黃道服捉筆而書」這一情節，東坡先生正前方就放置著一件斝形器，看色彩應是一件高古的青銅斝。此作的畫法與趙昌無關，但樹石有「李、郭山水」遺風，人物則受到南宋「院體」畫風的影響，應為宋人表現西園雅集這一主題的代表作，而青銅斝的出現或許正是對宋代高層文人之間賞玩高古禮器的一種真切的見證。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元代張雨題《倪瓚像》則以繪畫的形式為這位對後世畫壇影響深遠的「元四大家」之一——倪瓚，保留下了其最真實的生活場景。畫中，倪氏以維摩詰居士的坐姿自然倚靠於憑幾之上，其右側幾案上清晰可見一件青銅斝，由此亦可知，這位出身豪門世家，以雲林自號，「只傍清水不染塵」的「高士」是有多麼好古愛器。而同為清宮舊藏、或許是有清一代最著名的文人博古圖，則莫過於著漢人服裝坐於榻上觀賞自家收藏的各類古器物的《乾隆皇帝是一是二圖軸》，其鏡像般新穎別緻的畫中畫構圖方式可謂乾隆皇帝肖像畫中極為獨特的一例，而畫中右側巴洛克風格的圓桌上所放置的數件青銅器中同樣有一件青銅斝。斝之於古代的金石學家而言的確是絕對的學術空白，但卻是他們懷古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點睛之筆。

四．「斝」，在當代學術研究中

三千多年後的今日，立足一百餘年的殷墟考古挖掘成果，結合容庚先生1941年出版的《商周彝器通考》、陳夢家先生《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青銅器集錄》以及李濟《青銅斝形器的形制與花紋》等著作，我們已經可以確信：斝用於宗廟祭祀，在商代酒器中地位極高。 我們已知，可蒐集到的出土與傳世的青銅斝，大約有三百餘件，其中一百餘件為出土所得，而另外不到兩百件為傳世遺珍。在吳鎮烽所著2012年出版《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中，記錄有銘青銅器共19505件，在這之中有銘青銅斝則共184件。而遍覽這184件青銅斝，此件斝的尺寸僅次於兩件亞矣斝（侯家莊西北崗武丁墓出）、婦好墓中所出的六件大型斝（其斝、亞其、四件婦好、兩件司母）、以及2001年在安陽花園莊殷墟宮殿宗廟區內發現的亞長斝，且這三組器物均為考古發現。

而在公私收藏中，除以上三組，可與此件斝之尺寸相比較者也至多三件而已，且均為49年以後始見於著錄：1. 美國華盛頓弗利爾博物館鎮館之寶「戊斝」（著錄於62年出版的《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錄》）；2. 現藏瑞典斯德哥爾摩遠東博物館的「臣斝」（無更多著錄）；3. 車北斝（納爾遜博物館藏，著錄於《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錄》）。其餘相較此斝略小且近50釐米者，有銘者僅見爰斝一件（現藏出光美術館，相傳出於殷墟侯家莊）；婦好墓發現的另外兩件日本圓斝，編號781、782，尺寸均小於此件斝。據考古材料研究考證，體量超過40釐米的青銅斝僅在大型墓葬中有所發現，體量小於35釐米的青銅斝則有可能出現在中小型墓葬中。而體積大於45釐米的斝，僅見於王陵（婦好墓與宮殿宗廟區兩處）。

綜合上述，此件斝應為民國時期安陽地區所出體量最為震撼的有銘青銅斝，亦是全球藝術品市場中唯一一件可合法流通的斝中之王，同時也是可見的公私收藏中，屈指可數的青銅重器，是可流通的青銅器之王。

五．「斝」的背後，安陽與殷墟

此件斝誕生於商代晚期，即安陽時期，也就是學術上界定的殷墟二期，公元前十三至十二世紀，即武丁、祖庚、祖甲時期。所謂殷墟，字面來看，不過是對殷地久廢為墟的一種歷史稱謂。而實際上，我們現在在考古語境下所謂的「殷墟」是指我國商王朝後期的王都，位於今河南省安陽市老城西北郊，遺址以小屯為中心，橫跨洹水南北兩岸及其附近的20多個自然村落，面積約40平方公里。據《史記·殷本紀》《正義》引古本《竹書紀年》：「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近代學者多認為「七」當為「二」之誤。）自盤庚遷殷至帝辛覆亡，共經8代12王，歷時273年。1899年，甲骨文被發現，後經有關學者查訪，弄清了甲骨文的真實出土地點，即今安陽小屯村。小屯村一帶的地望又與《史記·項羽本紀》中「洹水南殷墟上」的記載相符合，從而證實安陽小屯及其附近的洹濱一帶是商王盤庚所遷的殷墟。

20世紀30年代的考古發掘確定了商代晚期都城殷墟遺址的具體位置。1928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後文簡稱史語所）是中國第一個以科學方法做考古學研究的機構，而其成立後的第一件田野工作便是進行安陽殷墟的考古，據傅斯年《本所發掘之安陽殷墟之經過》所記載，從1928年開始，至1937年抗戰爆發為止，史語所先後在殷墟進行過十五次重要挖掘，共計發掘出青銅禮器170餘件，兵器約1340件，其後，在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期間停止考古工作的情況下先後出版了《小屯》、《侯家莊》及《古器物研究專刊》等多部著作，此前挖掘出的重要器物幾乎全部收錄於這些研究著作之中，這些挖掘成果與著作是史語所可以時至今日仍然傲立於中國考古學界的最重要原因。

而與官方發掘同步進行的還有民國古玩市場的商業活動，而這也是安陽在史語所的科學發掘之外在國際古玩市場中嶄露頭角的另一面相。據不完全統計，海外至少有80多家博物館、基金會、拍賣行和私人機構藏有殷墟文物，收藏不少於五萬件殷墟文物，其中包括了日本收藏的一萬片甲骨、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瑞士、瑞典、俄羅斯、丹麥、日本各地收藏的青銅器、玉器、骨器、陶器、石器等，在這其中，青銅器的數量最為稀有，這些殷墟遺珍幾乎全部出於20世紀初，經由外國傳教士、探險家之手，背井離鄉、流失海外，較為知名的、可以確定為殷墟時期文物的例如，日本根津美術館的鎮館之寶——三件青銅饕餮紋大方盉、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引以為傲的——商代雕花虎膊骨刻、以及美國芝加哥藝術研究所收藏的——殷墟骨尺等。時過境遷，正是這些流失海外的殷墟器物使得中華民族悠久而深厚的文化積澱可以在全球範圍內被一代又一代的世人所瞭解並關注，正是這源遠流長的青銅冶鑄工藝與殷墟文化風貌震撼了全球的藝術品收藏界，並使得中國的高古青銅禮器成為世界古代美術收藏中最為重要的品類之一。而能夠幫助我們再次領略那個安陽考古的風雲時代的莫過於當時問世的一本堪稱業界傳奇的古董商經眼錄，即尊古齋主人黃伯川先生所著之《鄴中片羽》三集六冊，此套經眼錄第三集中就著錄有此件青銅斝。

自二十世紀初起黃伯川先生所經營的尊古齋便是北平琉璃廠一帶最大的古董行，1939年改為通古齋。前文所提及的《鄴中片羽》三集印於1942年，由民國時期著名的古文字學家于省吾先生作序，裡面所涉及的銅器除一件蟠螭鐘形制較晚或為周器之外，幾乎均為殷畿內出土。黃伯川憑借豐富的生意經驗深度參與了包括端方的陶齋在內的北京諸多大規模金石收藏的形成過程，與當時頂級的金石考古學家例如羅振玉、馬衡、郭沫若等交往頗深，是橫跨古玩買賣與考古學術兩屆的傳奇古董商。他不僅識物有方，在學術上亦頗有建樹，由於經手和目睹了絕大部分自安陽發現的遺物，他敏銳地意識到這些器物屬於學術上所稱的第一手原始資料，並決定以集錄的形式以作記錄，遂形成了我們後世所知民國時期國內古物市場所見安陽遺物最全面的記錄——《鄴中片羽》。此件斝為《鄴中片羽》中體量最大的藏品。同樣著錄於此書的商代青銅人面盉，直至今日，在已知傳世或新出土的青銅器中也僅此一例，後經盧芹齋手於1942年由弗利爾捐贈基金購買進入美國弗利爾美術館館藏，現已成為美國國立亞洲藝術研究博物館的鎮館之寶。

對於中國的考古學來說，河南安陽擁有著無可替代的地位，而對於整個西方世界的中國藝術品收藏來說，殷墟則有著扛鼎之功。隨著解放之後殷墟地區考古挖掘的不斷深入，並經歷了劃時代的1976年婦好墓的科學挖掘之後，我們再次環顧全世界範圍內的殷墟器物，他們的特徵也變得更加的清晰而可辨認。所謂殷墟二期，文化上指的就是整個商文明社會最為穩定、經濟最為富足、手工業最為發達的時期，而在器物學上則指的是中國冶鑄領域精密鑄造技術發展的巔峰時期。當我們站在三千年後一片沈默的廢墟之上時，這些精密鑄造的青銅器比甲骨上晦澀而難以辨識的文字更加直觀而富有視覺衝擊力，此件青銅斝上僅有一個象形感極強的金文，但其紋飾豐富而細膩的層次、饕餮紋神秘又凌厲的質感正無時無刻不在提醒著三千年後的我們：古商文明雖然遙遠，卻與當下的我們一樣，浪漫且雄渾。「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如此偉岸而精妙絕倫的青銅酒器是商文明富庶美好之景的見證，商王朝「蕩析離居，罔有定級」的宿命在安陽、在殷墟得到了徹底的救贖，至此，「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於是「藏禮於器」，「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斝，周以黃目。」（《禮記·十四·明堂位》）斝乃為「鬱鬱乎文哉」的三代禮樂文明超越三千年歲月仍葆光奪目的金石物證。自1942年此斝離開北京漂泊歐美恰已80週年，此次亮相於北京保利春拍，可謂盛世重光。